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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绍增(1894~1977),名舜典,号海廷,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大竹县清河镇人。自幼不喜读书,常到茶馆听“说书”,对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心向往之。13岁入袍哥,终日在外游荡。

  清宣统三年(1911),保路同志军兴。大竹、渠县一带袍哥首领,同盟会员张作霖聚众而起。范绍增随之摇旗呐喊,随机应变,受到张赏识,收为袍哥小兄弟,并介绍加入同盟会。民国2年(1913),张作霖参加“癸丑反袁”失败,-率部上山,在渠、竹、达边境一带抢劫财物,购买0,扩充实力,范则为张当总管事。民国6年,范绍增随张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张在邻水一带活动时,张被亲袁川军袭杀。范率部继续反袁。民国7年4月,受川滇黔靖国联军援陕第二路总司令颜德基收编,任模范营营长。不久,编入曾缉五旅王维舟团任营长。王离职后,范即升任团长。

  民国9年10月.颜德基参加唐继尧发动的倒熊(克武)之战失败,范绍增改编在熊系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任团长,驻扎云阳。此间曾回大竹清河场,将被其抢过财物的人家请来,偿还损失。

  范绍增在余部受到排挤,日夜思变。一个风雨之夜,率部袭击驻夔府的第二军唐式遵部,夺得枪械上千件,集结两千多人,活动于酉阳、黔江一带。

  民国12年3月,杨森回川。范绍增受杨收编,任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次年,杨任四川军务督理后,委范为第九混成旅旅长。民国14年10月,杨企图以武力统一四川,失败后下野离川,行前将部分武装交范统率。翌年3月,杨由湖北回到万县,范即率部来归。9月,杨森脱离吴佩孚,被蒋介石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范任该军第七师师长。民国16年,杨森派范部与北洋军合谋武汉,受到武汉革命军痛击,范受伤回川。

  “四.一二”政变后,范曾收留与他共过事的共产党员王维舟在军中避难。是年秋,又暗0入出枪,支持大竹团练驱逐杨森驻防大竹的师长白驹。年底,杨森因范发展袍哥势力,不为己用,拟俟机杀之。范得讯后,子夜间乘汽艇逃命,旋在长寿约集杨森部师长郭汝栋等,通电讨杨,被蒋委为川鄂边防军司令。不久讨杨失败,防地尽失,遂转而投靠刘湘,任第四师师长。

  民国20年2月,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后,后与刘湘争夺四川霸权。刘文辉用重金50万元收买范绍增。范即将刘文辉送巨款之事告诉刘湘,询问处置办法。刘湘叫他把钱拿到上海去玩。范用钱在重庆修建一所华丽的范庄,并挟巨款到达上海。在上海受到青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盛大欢迎,并被流氓集团“仁社”的老头子张锦瑚破格收为关门弟子。杜月笙还送范可装备一营人的英国式军需品。

  民国22年,范绍增奉令出川攻打洪湖的红军贺龙部。所属一个团被歼,范亦受伤。之后,范返川参与对红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

  民国26年,何应钦到四川整军。刘湘借机改编范部,免去其师长职务,名义上升为副军长。范对刘十分怨恨。抗日战争爆发后,范请缨杀敌,只身赶到上海前线,任第十一兵团副司令。上海沦陷后,随军撤退到汉口。时刘湘正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病。范受戴笠之托,监视刘与韩复榘的往来函电及代表联系情况。

  民国27年初,范绍增因支持川康整军和揭发刘、韩勾结有功,被蒋介石委为八十八军军长,自募兵员抗日。他很快在四川编成4个团,但武器破旧不堪。范找到老部下、某武器修理厂厂长李文彬修理,自己拿出半数以上的修理费。他对官兵说: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这回抵抗日本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一起,把日本人赶跑!

  民国28年初,范绍增率八十八军出川.在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 守。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敌伪两万多人进犯,在宜兴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民国30年春节时,老百姓带上慰问品沿一百多华里的防线慰劳范部。范在张渚各界劳军会上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回川后,范绍增交游甚广,与张澜、熊克武、陈铭枢来往密切,并在重庆南岸杨杰家里参与黄琪翔、章伯钧、杨虎等的民主活动,思想逐渐倾向反蒋。抗日战争胜利后,范面见顾祝同,要求把他原来的部队调去搞屯垦。顾示意还要准备与共产党打仗。范对打内战已无兴趣,旋去上海,参加民盟、民革等组织领导的民主活动。他在沪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该社在经商过程中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将药物、纸张等运往苏北解放区。

  民国37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被选为国大代表。选举副总统前,蒋介石召见范等,要他们联系一部分代表支持孙科。范直说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蒋对范当面抗命非常恼火,不久又得知范和杨啸天等人进行不利予国民党的活动,立即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将范等逮捕。范得讯后逃脱。

  民国38年春,范绍增回到重庆,与民革成员交往甚密。秋,经顾祝同周旋,蒋介石委范为-川东挺进军总指挥。范在大竹、渠县一带,成立了9个纵队。12月14日,率所属官兵2万余人在渠县三汇镇通电起义。

  江国霖(1811-1859),字雨农,号晓帆,大竹童家镇盐井沟人。父大溶,清庠生,曾在八角庙、盐溪老屋作塾师,生母邓氏,亦略知书。夫妇晚年得子,国霖又系单传,故极为钟爱。

  国霖幼时随父学习,英敏强记,出语惊人。三岁读《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四岁学写文章,十五岁竟以优异成绩录入县学为诸生(秀才),十六岁补博士弟子。知府孙东厒(益廷)颇为赞赏,推荐到绥定(今达州市)府学深造,奖给助学补贴。国霖学习勤奋,鸡窗攻读,风雨无间。曾题联自勉;“奋起精神,读落满天星斗;养成羽翼,冲破万里云烟”。

  道光十一年(1831),国霖乡试中举。十八年,取为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即探花),即任翰林院编修。次年,任广西主考。时大溶病殁,国霖奔丧回家,守制于童家禹王宫内。建“听风楼”书房,博览古今典籍;间或步至田间,询问民间疾苦。三年服满,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继为江南主考、国史馆协修、庶吉士教习和湖北学政。从政之余潜心研读典籍,贯穿诸子百家,并纂注成书。士民争购,一时轰动京城。

  惠州地处东江下游,水患频繁,十年九涝。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大水复又为灾,沿江数县,一片汪洋。国霖紧急动员抢险救灾,命令部属全力以赴;自出俸银.倡捐巨金,并亲到灾区慰问疾苦,广施钱粮。省城人众,则设站施粥,普救灾民。道光二十九年,出任雷琼兵备道。距城十里,有海口镇。过去商船云集.市场繁华,后因西洋海盗数次来劫,官兵畏而不出,贼焰益张,以致商旅裹足,百业萧条。国霖到任后,立即巡视海岸,增筑炮台,征募船只,并在水军中破格提拔优秀士兵黄开广、吴全美等多人,委以重任,派遣出海游巡。先后捕获西洋海匪100余人,海患遂平。自是琼海数千里,商船往来,繁荣如旧。

  儋州,历来黎汉杂居。咸丰元年(1851),土客籍失和,纷争迅速扩大,危及省城,官吏惊惶不安。国霖受命弹压,挥兵进至那达墟。自思黎人此举,全系受人蒙骗,只可适当用兵,不应更多流血。乃不听众人劝阻,毅然乘轿独往黎寨,面见头人,陈说利害。黎人深受感动,遂负荆请罪,表示和睦相处,誓不相残。国霖更给布匹酒食,予以抚慰,并拨款修理房舍,安置-,医治战争创伤,儋州遂宁。

  国霖治琼,奖励耕织,警戒游惰。提倡亲友睦邻,化息讼争。兴办学校以明礼义、育人才。亲到琼台书院讲学,并筹款三千元设奖鼓励勤奋师生。琼州好学之风日盛。

  三年,以政绩卓著,被推荐为广东按察使,旋升广东布政使。国霖夙夜匪懈,案头公文,日有数尺,皆一一过目,细心审阅。广东盐务,历来积弊不少,以致课税难收。究其原因,多系官府自身不廉所致。国霖认为:“官无私而后能缉私;先恤商而后能治商”。乃断然废除原附在盐价上的衙门杂费。接着,又严格缉私,肃贪倡廉。盐政得以整顿。国霖常说:“患在内,不在外”,要求下属令必果行,严禁推诿拖拉。

  咸丰六年冬,英-队窜到佛山-。次年十一月侵入省城;劫走制府。国霖极为愤慨,遂召集官吏,商讨对策;清理内奸,储备资粮,整理乡团武装,准备随时迎击英军再次来犯。八年离任代理广东巡抚。不久即受人中伤,被朝廷革掉官职。

  罢官以后,心情忧郁。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以吟诗、习字自娱。间或到古寺散闷与僧侣为伍。国霖做官时已瘁劳咯血,此时旧病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咸丰九年病卒。遗体葬于大竹周家镇八角庙。

  国霖身体魁梧,内严外谦,生活俭朴,在粤做官十年,未置田产,薪俸多接济别人。咸丰年间,录取秀贡,朝廷有捐银增额规定。国霖不忘桑梓,曾为家乡捐薪俸万两,使大竹每年得以多取秀才一名。一生所著诗文极多,经精选留存编有《梦溪斋诗集》、《随月山房文集》等书若干卷。观察林氏称其诗“清新隽逸,洗净铅华,足为性情淡雅,具有仙骨”。身后,惠州士民为其画像供于“三贤祠”中。

  王平初随曹操,后降刘备,任牙门将、裨将军。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失街亭,诸葛亮杀马谡等人,加封王平为参军、讨寇将军,封为亭侯。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平定魏延作乱之后,任后典军、安汉将军,兼任汉中太守,封安汉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改任前护军,管理蒋琬大将军大司马府事物。延熙六年(公元243年),被任命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总领汉中。于次(公元244年)年帅三万汉中蜀军兴兵据势大败魏军十数万伐蜀大军。为事实上诸葛亮第一军事接班人。

  李绍伊,字一斋,又名传训(1856~1912),出生于大竹观音镇傅家沟。幼年入塾,弱冠成秀才。后就学于绥定(今达州市)汉章书院,深受山长刘士治影响,对清朝腐败政治极为不满。曾对人日:“天下将大乱,英雄崛起草泽,吾辈生逢此时,应有所作为”。遂弃举子业,约同几位朋友向僧圆寂学习刀、枪、剑、戟及行阵步列之术——圆寂乃白莲教一首领,事败后隐入佛门。

  时袍哥势盛。大竹龙头大爷毛氏弟兄,恣意扩充实力,侵掠乡民,李绍伊愤愤不平,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大寨坪另行组织孝义会。十余年中,聚徒千余人,惩强扶弱。同盟会员张懋隆曾冒险潜往大寨坪,面会李绍伊,讲明时局,敦促联络力量,共同推翻-政府,建立共和。绍伊深受鼓舞,指天盟誓,决计以生命效忠同盟会。后被人告密。绥定(达州市)知府来大竹查办,因无实据,批示:“毁寨住城,余不深究。”顺庆知府奉令复查,又改为“移住大竹城,寨仍保留”。

  李绍伊进城后.往北门外开设“本立生”店铺,外是茶馆,内是栈房,暗设香堂,继续吸收入会者。

  光绪三十三年,由肖德明、陈凤石介绍李绍伊正式加入同盟会。与革命党人过从更密,并经常阅读《民报》、《革命军》等进步刊物,理解孙中山倡导革命的道理更加深刻。尔后设法通融县衙,获准迁回大寨坪。时大竹为川东同盟会据点,熊克武、伍从云、佘英、公孙长子等,先后上寨避难。三十四年冬,秦炳(遂生)与熊克武倡办民军,一同赴大竹会晤李绍伊,得与余敬臣、廖腾霄、罗汉生聚会于大寨坪,“谋先取广安为民军起义地”。次年三月,广安起义失败,熊克武又重上大寨坪避难。

  李绍伊另派-扬、王晓臣、王二冲等人在各州县积极发展孝义会组织。至宣统三年(1911),川东北孝义会弟兄已增至数万人。其中太平(万源)、东乡(宣汉)、广安、梁山(梁平)、渠县、新宁(开江)、大竹等县城乡均设有孝义会香堂。不少孝义会首领加入了同盟会。上大寨坪投靠的也日益增多。寨上商店林立,俨然市街,人称“太平场”。

  李绍伊将会员编制成队,50人左右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大头领可以率领几个哨。军士头缠青长巾,留一端挽结悬于左耳门边,以为标志。无论头领、哨长、军士皆互称弟兄。李又亲自带领弟兄至巨富陈绍虞家,借银5万两购置武器。9月中旬,发布声讨清廷檄文,提出“驱逐鞑虏,推翻-政府,建立共和”的口号,于大寨坪上竖起义旗,正式宣告起义。拟先克大竹周围各县,巩固根据地,然后沿绥定北上巴州(巴中),再转战成都,进图全川。两月之内,先后攻克邻水、垫江、渠县、广安、岳池、新宁、梁山等十余州县。每到一处,便将县库金银没收,并打开监狱放出囚犯,颁发布告降低盐价,酒价。“所到之处,诛杀官吏,开仓济贫,打击劣绅,宣传革命,极受群众拥护”。

  10月14日,占领大竹城,李自称“川东北统领”。并与县中革命党人协商,任命吕廷祯、邹畏之(同盟会员)分别担任大竹军政府正、副司令。旋即带领2000余人,绕道梁山,指向绥定。路经沙河铺时,亲自召开乡民大会,号召大家“驱逐鞑虏,反对-污吏,土豪劣绅,互相救难扶危”。部队到达绥定后,与东乡义军王维舟,绥定义军尹耀先汇合,将城团团围住,入夜,火光冲天,杀声震地,吓得知府、知县化装逃窜。次日,百姓打开城门迎接义军。

  孝义军占领绥定后,李绍伊派蔡受之、杜昆山、李克豫及陈膺祺,分兵两路,北取巴州:一路取道渠县、营山、仪陇直扑巴州,一路先取江口(平昌),然后合围巴州。两路进军非常顺利。兵至巴州时,却误中知州张又栻的假投降计,四位首领在万寿官宴会上被伏兵杀害。在上万巡警、团勇的围攻下,孝义军牺牲惨重。

  次年元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李绍伊遂令各路孝义军停止军事活动,并亲书一幅对联于寨门两边石上:“人果同心,不两月推翻二百余年清政府,天真有意,未数日挽回一十八省汉山河”。

  5月以后,袁世凯心腹胡景伊,在四川掌握军、政大权,排斥革命党人。起初,尹昌衡派邓代聪回竹说服李绍伊。李不愿作官,亦不愿解散队伍。后来,胡景伊委龙铸人来竹任知事。李拒不承认,并当面呵斥龙铸人:“现成、渝两地是谁在掌权,握大权者又系谁公举的?大竹乃大竹人的大竹!”胡接到邓、龙两人回报情况后,决定用武力除掉李绍伊。遂强加两条主罪借作出兵理由:石河乡同心、大鹿两寨江湖与孝义会的仇杀是李绍伊挑起的;垫江烟案是李绍伊煽动的。

  6月底,胡景伊指派二镇标统侯国治、五师师长熊克武、宣慰使黄金鳌、张表方(澜)率军赴竹,会同查办。侯带领部队从万县回师,至粱山鸡公岭向唐绍伦发起猛攻,解除李绍伊的外援,旋率队直扑大寨坪。时黄金螯已率部进驻石桥铺,控制了大寨坪北面。两军汇合,逐渐完成对大寨坪的包围,熊克武则带领一位营长率一排士兵驻扎在竹城,以为声援。

  7月中旬,川军向大寨坪发起进攻。李绍伊指挥部队据险防守,击退敌人数次冲锋。侯督兵用大炮轰击,一弹正中西面寨门。寨墙倾塌,寨内军民危在旦夕。时川军又飞来信函,约请谈判。绍伊乃决计下寨。众头领深知敌心叵测,苦苦劝阻。绍伊慨然日。“如能救寨上军民,我死何惧!”22日,李下寨乘轿进城。李修明、李雪堂、李金娃娃、谢吉安等头领方得趁机带队突出重围。

  李绍伊进城,熊克武避而不见,只派人劝其改编,绍伊不从。7月.23日,侯国治出面审讯后,令士兵将李押赴南外较场。就义时,绍伊盘膝坐地,仰天长笑,大声疾呼。“苍天啊,苍天,我李绍伊亦为万民计!”是案诛连致死者达数百人。

  1927年考入大竹县立高等小学。1929年考入大竹中学,读新十二班。读高小和初中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当是时,县立高等小学和大竹中学都有较为浓厚的革命氛围,各有一批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进步教师。在高等小学,早年在外地受过革命洗礼的进步教师文传隆热情宣传反封建思想;在大竹中学,共产党员教师张为铸不仅在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而且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在文传隆、张为铸前后相继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下,青少年时代的彭友今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志,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投身于当时各种革命活动中,参加反日-,上街发表演说,控诉日寇侵占东三省的暴行。

  初中毕业后,彭友今回到二郎乡,旋在石河小学教书。但是,那颗早已悸动的赤子之心,让他无法平静地站在讲台上;他要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寻求实现宏大志向之路。半年之后,彭友今踏上了北上求学寻路之旅,从此离开了故土。

  1932年夏,彭友今考入河北省立天津法商学院附属高中。这所学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母校,时任教员中有著名共产党人杨秀峰等。在时局变幻莫测的年代,这所学校的各种思潮激烈碰撞,波翻诡谲。入校甫始,彭友今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对国家主义派蛊惑人心的聒噪,彭友今一时难辨曲直,陷入迷蒙和彷徨之中。于是埋头读书,学业精进。后和杨秀峰相识。不时聆听杨秀峰教诲,师生情谊与日俱增,话题由学业而政治,而时局,而共产主义A、B、C,彭友今的思想豁然开朗,摆脱了国家主义派的羁绊,世界观发生较大转变。

  高中毕业后,彭友今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受业于著名学者李达等教授。时在1935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至1935年,更发生了两件牵动国人的大事。一件是是年7月有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一件是由日本一手策划的“华北特殊化”。山河破碎,举国受辱,国人奋起抗争,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容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北平党组织和北平学联审时度势,一致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反对“华北区域自治”,抵制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学生涌上北京街头,举行大规模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由此爆发。已于是年11月加入共青团的彭友今,作为北平大学学生会负责人,组织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以后被推选为法商学院学生会主席并参加北平学联,继续参与领导“12•16”运动。他自己在“一二•九”运动中经受了历练,接受了考验,于1936年7月由团转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彭友今参加了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组成的南下宣传团,经天津、烟台、济南,抵达南京。后因南京形势险恶,遂根据党组织安排到了西安,组织关系亦转到中共陕西省委。

  在西安,彭友今一面在内迁到西安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习,一面参加西安的-,在民先西北部队参与负组织领导之责。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选派彭友今到延安,参加抗大第三期第一大队游击干部训练班。抗大在培养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办到第四期,由各地选送到抗大的学员人数陡增,多达4000余人,原有的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党中央乃打破“不是参加过长征的不行,没有到过苏联的不行,没有参加过斗争的不行”之惯例,决定从已在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选调部分人员,先开办教员训练班,然后分配到抗大各大队担任教员。彭友今亦在其中。在教员训练班结业后,彭友今被分配到抗大第二大队,先做政治教育干事,稍后登上抗大讲台,讲授政治经济学。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彭友今自己编写讲义,先后讲授了《货币转化资本》、《通货膨胀》等专题,具体阐释《资本论》的相关章节。因学员人数太多,校舍紧张,抗大第二大队迁到了瓦窑堡。第二大队长-,政委-。彭友今的工作态度和理论水平得到了-的认可和欣赏。

  在抗大任教两期以后,彭友今被派到中共陕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科长。彭友今除参与组织领导宣传部对群众宣传、开办宣传干部训练班等事项外,还参与党刊《西北》,并不时为《西北》撰稿。

  1939年底,党中央派彭友今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初到南方局,由董必武直接领导。董必武先后三次和彭友今谈话,大意是要求彭友今广交朋友,转入地下,做-工作。尔后,根据董必武的安排,彭友今到《时代新报》,以此为职业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领导和联系彭友今的先后为潘梓年、徐冰、许涤新。以后又到了适存高级商业职业学院。1942年11月,因叛徒突然出现在重庆并四处搜捕彭友今,彭乃转移到泸县,社会职业为大同实业公司协理,住蒋燕家。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

  1944年夏,彭友今回到重庆,从此开始了他的-工作生涯。他的社会职业是《商务日报》总、主笔,一度主持该报笔政。此外,彭友今还应聘到西南学院做兼职教授,又是合记炼油厂厂长。总、主编和教授、厂长这样的头衔,为彭友今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方便。

  这期间,彭友今相继接受过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一直担任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的-小组组长,其间因上级组织关系的更迭又来不及交代组织关系,彭友今两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又相继得以恢复。

  在重庆从事-工作,彭友今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党派和团体,帮助其建立和发展组织,推动各项政治活动的开展,争取他们赞同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开初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反对国民党积极-消极抗日政策;当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则力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共同反对内战-,共同坚持和平民主。彭友今先后联系的党派和团体,主要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九三学社、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等。有的是参与其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如在“小民革”中负宣传和组织之责;有的是做内部联系工作。应该说,这些党派团体的历史上,有彭友今付出的艰辛和建树的业绩。

  在建立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过程中,在和平民主的大潮里,彭友今和他所联系的党派、团体风雨同舟,共同战斗,演绎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话剧,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较场口事件”;包括隆重举行李公仆、闻一多烈士追掉大会;包括和邓初民等8人联袂署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包括组织重庆抗议美军暴行活动;包括发起组织“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包括反对中美商约,等等。

  重庆解放前夕,彭友今又根据中共川东地下组织的统一部署,到工厂、到学校、到机关,参与领导了一系列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彭友今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部党派处长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双重职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理事。他精神焕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各项工作,帮助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恢复和发展,在“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中助推建立“五反”统一战线以及反封建统一战线,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4年底,西南局撤销,彭友今随调中共中央-部,自此至1966年,彭友今一直在中央-部党派处工作,相继任副处长、处长;“处”改“局”后任局长。他勤勉职守,和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接触,适时掌握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状况和动态,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顿和发展,向各民主党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线路、方针、政策,动员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那个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彭友今受中央-部的派遣,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努力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依据,企图确保各种政治运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运行。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他到上海调查研究,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划分右派的标准;在“拔白旗”运动中,他到杭州调查,旨在向中央反映知识分子的状况;他努力倡导“神仙会”,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宣传“神仙会”的积极意义;他还带队到山西省崞县劳动锻炼,出任该县县委-书记;在1962年至1964年的批“三风”和批修正主义运动中,他也热情高涨,如此等等。在从事-工作实践的同时,彭友今注重工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研究,并且以很高的兴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多次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讲授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彭友今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带着各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可贵的探索、进取精神。

  中,彭友今受到冲击,一度“靠边站”。恢复工作以后,先后担任-系统沙河五七干校校长,中央-部业务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恢复工作的正常秩序。

  1977年,彭友今出任中央-部秘书长,进入中央-部领导层。他参与领导-系统的揭、批、查运动,力主批判“两个凡是”,多次提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迎接和开创-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不遗余力。

  粉碎“-”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同样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十分迫切和艰巨的任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非凡的胆力和魄力带领全党打响了这一战役。彭友今参与领导了-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显著成绩,得到党中央的肯定。他直接抓了两件大案。一件是国民党中将副军长刘万达案,另一件是曾钰衡案。这两件案子都非常棘手。彭友今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这两件案子得到0解决。1980年6月26日,-在一份批示上写道:“友今同志:这两件事办得很好。但对党外人士落实政策还有很大尾巴,意见很大,建议-部广泛同党外人士接触,请他们开名单,开一个查一个,落实一个,一切工作一定防止一般化和抓而不紧。”

  1978年,彭友今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彭友今恪尽职守,得到了领导和同仁的好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了政协章程的修改工作,为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1983年6月召开的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友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稍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的分工,政协全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彭友今负责。他不顾年事已高,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任劳任怨,为政协全委会、常委会、主席会议、秘书长会议等各种体制例会的召开,会前会中会后都付出了艰辛,倾注了大量心血。如机关建设、后勤管理、干部选配等等日常工作,无论巨细,彭友今都事必躬亲、劳精费神。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年老多病,彭友今还专门前往广州看望并汇报、请示工作。

  政协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同样繁重而艰巨。1983年9月26日,-在一个批示上明确指出:“……政协主席、副主席多半年老,要思虑的国家大事又多,因此,要由政协实际办事的同志切切实实抓,要由彭友今同志牵头。”之后,全国政协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秘书长彭友今任主任。落实政协委员政策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组成6个调查组深入全国各地检查督促。彭友今既牵头又亲自带队前往西南各省,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地抓。至1985年,政协委员中需要落实的人和事基本得到解决。

  这期间,彭友今还牵头承办了几件同样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一是创办《人民政协报》,该报于1983年4月6日面世;二是恢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社院创办于1956年,1965年停办后于1982年恢复;三是主编《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卷,《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于1992年9月杀青付梓。

  1985年10月,彭友今主动递交辞呈,辞去了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旋任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1988年3月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一次会议后,被任命为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时彭友今已年过七旬,却热情未减,风采依旧,为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为提案征集、办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而不遗余力。

  卸下秘书长重任后,彭友今有了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撰写回忆录,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曾到江苏、福建、河北等地考察政协工作,尤其督促检查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沿途发表的重要讲话多被当地领导机关印发;出任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团一团长到天津、上海等地检查指导城市卫生工作;相继撰写并发表了《重庆十年》、《风雨忆同舟》等回忆录,撰写并发表了缅怀邓小平、-、胡子昂、郑代巩的文章。在政协工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有多篇文稿见诸报刊。他还担任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民间文化社团华夏文化研究会会长,并以88岁高龄出任该会名誉会长。为纪念抗大成立50周年、60周年;为继承李大钊母校同时也是自己母校河北法商学院的革命传统,彭友今四处奔走呼号,旨在鉴戒和传承。彭友今垂暮之年,堪称晚霞照天。

  2005年2月21日,彭友今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彭友今同志生平》为其定论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

  唐甄(1630~1704),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唐甄塑像亭。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顺治十四年 (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潜书》。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

  (《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 唐甄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名蔡德才,又名蔡直、蔡少光、刘道光,号志道,1907年3月出生在大竹县永兴场蔡家祠堂(今永胜乡清溪村)。1918 年举家迁到梁山猫儿寨上(今梁平县虎城乡)。

  蔡奎先后在蔡家祠堂、柑子坪小学堂读书;迁往猫儿寨后,又进入虎城两等小学继续学习。蔡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先生器重他,学生羡慕他,虎城石氏子弟更是有求于他。石氏纨绔子弟不屑于苦读,往往拿出几个钱来,请蔡奎代为应试,蔡奎因而不愁学费无着。石姓子弟中石子安、石轻尘、石怀宝等虽然出身富户,但颇有正义感,竟与蔡奎成为莫逆之交。他们联络其他同学集款资助,供蔡奎念完了高小,又助他进梁山师范继续深造。

  1926年秋,蔡奎考入万县军事政治学校,后因看不惯军阀与官僚的种种恶习,愤然离开军事政治学校,回到猫儿寨。

  1927年初,经人举荐,蔡奎到虎城两等小学执教。是年秋,蔡奎儿时好友石子安、石轻尘等亦从北京回到了猫儿寨。他们在北京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归故里,肩负着梁山党组织交给的使命。石子安等在虎城乡小学组成“教育研究会”,和乡小学教师金冶平、蔡奎等频繁接触,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的主张。石子安带回来的书籍和讲出来的道理,使蔡奎茅塞顿开。他向石子安提出了入党申请。不久,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虎城、南岳地区的首批共产党员之一。

  蔡奎和虎城党组织的其他同志在虎城乡小学办起了平民夜校。蔡奎坚持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举办平民夜校,满腔热情地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平民夜校不仅办在虎城高小,而且办到猫儿寨周围的农家院落。蔡奎和石子安等走村串户,和农民、手工业工人广泛接触,亲亲热热和他们闲话家常。他们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编出通俗易懂、充满乡土气息的歌谣,边教歌,边解释。农民能唱能懂,提高了阶级觉悟,虎城和毗邻南岳一带的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了。农协组织先后共8个,共计成年、青年、妇女等2000余人。党在这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有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8年9月,蔡奎进入中共梁山县委,任县委秘书。梁山党组织的工作方针是:在农村搞武装-,闹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

  负责县委组织工作的石子安,在虎南地区积极贯彻党的指示。他和石轻尘、蔡奎等精心部署,在发动群众的同时,着手组建革命武装。石子安多次找到虎城的团总胡映堂,劝他重整壮丁队,并且向他介绍说,金冶平、蔡奎、李云程、袁树森四人年轻有为,能文能武,若重用他们,一定能把虎城场的壮丁队办得有声有色。于是,蔡奎和金冶平等分别担任壮丁队的中队长,掌握了虎城壮丁队的部分领导权。胡映堂们不在,蔡奎就正面向“壮丁”们灌输革命道理,实施革命军队的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农民武装的政治素质。不久,石子安、蔡奎等又巧妙地领导了打倒壮丁大队长曹德斋、推翻团总胡映堂的斗争,并把土豪劣绅的武器全部集中起来,成功地控制了虎城乡的乡政权和武装力量,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成长起来。

  有党的领导,有革命武装的参与和保护,虎城一带的庄稼汉闹减租,分积谷,反对苛捐杂税,惩办豪强地主,打死过到乡下催租的富绅恶少,轰跑过到虎城逼债的提款大员,还把欠款花名册和各种契据拿到关庙去焚烧。1930年1月16日,又把大土豪石文蛟杀死在虎城文昌宫。

  土豪劣绅警觉了。他们调兵遣将,磨刀霍霍,扬言要为石文蛟0。猫儿寨内笼罩着一派杀气。虎城党组织乃将农民武装分散转移到各农协会,并于1930年2月18日把手枪队拖下猫儿寨交蔡奎领导。

  蔡奎开始了游击战争的生涯。他带领手枪队在梁山小峨眉山、百里槽和达县盛丰山一带神出鬼没,传奇般地和刘存厚以及国民党地方武装周旋着,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成为虎南赤区“赤卫队之模范基本中心武装”。

  1930年夏初,达县南岳一带闹夏荒,饥民数以千计。党发动农民数千人,涌到南岳团局借积谷。蔡奎的手枪队以及虎城、达县大树坝的农民武装前往保护。团总杨希炯矢口不借。愤怒的农民捣毁了团局。刘存厚步兵二团徐代才营跑来镇压。蔡奎指挥农民武装迅速撤退。然而,掉队的刘篾匠(刘大发)却被敌人杀害,并暴尸荒野。三天后,徐营撤走。蔡奎赓即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公葬刘大发的-活动。手枪队以及虎城农民数百人前往南岳,用金匣子抬着死难战友的遗体,一路上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在旱田坝举行上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蔡奎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勇敢战斗,为死难烈士报仇!

  接着,党又发动农民停场罢市,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偌大一个南岳场,萧条冷落,一派凄凉景象;过去无人问津的安乐寨、旱田坝却格外繁华。农民在这里自立市场,进行临时交易。国民党决定派兵前来驱赶另立市场的群众。同年7月中旬的一天,刘存厚部高尚志连,杀气腾腾地扑向旱田坝。时值盛夏,酷热难当,敌兵不得不把枪架在一边,赤臂露体地瘫在桥上。蔡奎得到情报,立即把手枪队埋伏在旱田坝周围的山头上,然后迅速接近敌人。战斗打响后,敌人晕头转向,仓皇逃命,人多桥窄,纷纷滚到河里。这次战斗,歼敌20余人,伤数十人,获枪数十支,子弹数百发,手枪队大获全胜。“蔡奎吆鸭儿下河”在虎南一带传为美谈。

  刘存厚不肯善罢甘休,调兵到旱田坝“清乡”,杀人放火,疯狂报复。蔡奎带领手枪队转战在梁、达、大边境的崇山峻岭。

  1930年7月下旬,中共梁山县委接到省委指示,要将虎南农民武装拖往龙沙,与龙沙、太平两地的武装力量汇合,到鄂西与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师。28日,虎南农民武装600余名,在大队长石怀宝、政委蔡奎率领下,分四个分队向东挺进。经过100多里的长途跋涉,于下午6时许抵达龙沙。次日,虎南、龙沙、太平三支农民武装约1300余人在大梁子汇合,浩浩荡荡向忠县黄钦坝进发。

  当晚,黄钦坝庙内挂起镰刀铁锤旗。李光华庄严宣告: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正式成立!三路红军由李光华任总指挥,王维舟任副总指挥,分三个大队。蔡奎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并参加党的前敌委员会。7月30日,李光华、蔡奎等率队从黄钦坝出发,8月5日,抵达石柱西乐坪。 军阀陈兰亭部咬住三路游击队,穷追不舍,从忠县追到石柱,并和六个区的团阀组成军团联合队,对游击队实行围追堵截。8月10日凌晨,陈兰亭部向固守在西乐坪隘口的游击队发起猛攻。当地团队亦从小路包抄过来,游击队腹背受敌,二、三大队相继受挫,总指挥部亦被敌人包围。担任预备队的一大队多次从敌左侧发起进攻,以图掩护指挥部和警卫队撤退。然而寡不敌众,未能冲破敌人的包围。蔡奎只好率队撤退。

  敌人乘机攻占了山头,用机枪、步枪一齐向游击队射击。数以百计的游击队员壮烈献身。总指挥李光华亦受伤被俘,不久在丰都被敌杀害。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失败了。蔡奎将从西乐坪突围出来的几十个同志组织起来,辗转回到了小峨眉山、百里槽一带。

  1931年春,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中心县委,由曾莱任书记,王希伯任组织部长,金方勋任宣传部长,蔡奎参加中心县委为常委,后为书记;中心县委机关设在虎城沙石坎汪国清家。蔡奎专事武装斗争。中心县委与王维舟取得联系后,即组建了“川东红军游击队新编第一路”,王维舟任总指挥,乔典丰任副总指挥,蔡奎为政治委员。梁山、达县、开江边境的虎城南岳一带,重新燃起了农民武装斗争的烽火。中心县委把开展武装斗争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0据地结合起来,游击武装一天天壮大,群众斗争也有了新的起色。他们发动农民上街-,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减租斗争。他们还到纸厂、小煤窑中去揭露老板克扣工资的罪行,号召工人和老板进行斗争。稻子熟了,蔡奎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割谷斗争。蔡奎还以游击队为骨干,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游击队声势越来越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激烈斗争,省委认为,“那里地主权威大大地失坠了”,“无疑地,将很快地发展成为苏区”。

  曾莱、蔡奎等为建设虎南赤区紧张地工作着,混入革命队伍的敌人,也在疯狂地施展鬼蜮伎俩。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金方勋,绰号金长毛,勾结吴光辉、金大发等组成阴谋集团,大肆进行0党、破坏党的罪恶活动。1931年8月,金长毛和吴光辉、金大发经过一番密谋,把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王希伯骗到石关门残酷杀害;不久,又把中心县委书记曾莱骗到梁山秘密枪杀。之后,他们便公开投敌,被委为南岳清共大队长,带着100多个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蔡奎力挽狂澜,一面派人除奸,一面疏散有关人员,保存革命力量。

  中共四川省委得悉曾莱等被害的消息后,立即派张云禄、盛易平到梁山同蔡奎等再次组成梁山中心县委,由张云禄任书记,盛易平为宣传部长,蔡奎任组织部长兼游击队长。省委要求梁山中心县委“巩固目前的赤色区域”,“发动群众斗争”,“夺取敌人武装”,“要在敌人的军队和精选模范队中建立工作,梁山、达县、开江、大竹等地的兵运工作是万分重要的”,省委明确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苏维埃区域”的要求。

  蔡奎和张云禄等四处奔忙着。他们整顿组织,发动农民,扩大武装;今天山上,明天山下,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队伍正在扩大,赤区正在恢复。梁山、达县的地主武装四处“追剿”,却没有碰着游击队的一根毫毛,哀叹蔡奎领导的游击队是“追不上的飞毛腿”。

  这期间,刘湘的-特务组织四处横行,“-自首”政策正威胁和引诱着大批意志薄弱的人下水。游击队员王惠廷过不惯游击队的艰苦生活,又几次不执行到坝下发动农民的任务,受到蔡奎等领导人的批评。王惠廷遂怀恨在心,乃与南岳团总伍鹏程、恶霸胡映堂和叛徒金方勋、邓刚太勾结,向敌人密报蔡奎等的行迹。

  1932年7月,蔡奎甩掉从南岳追来的敌军,率队转战在小峨眉山水碾子一带。时王惠廷的面目尚未充分暴露,蔡奎否定了开除王惠廷的决定,留他担任游击队炊事员。

  16日,王惠廷上街买肉。伍鹏程和于及元又给王惠廷100块大洋。王惠廷便和伍鹏程、于及元以及地主孙自德勾结起来,备了毒药,在做饭时放毒。游击队员毫无防备,中毒者数十人,汪国清等当即牺牲。

  蔡奎和中心县委书记张云禄迅速掩埋好死难战友的遗体,把中毒较轻的同志分散转移,然后且战且退,奋力突出重围,隐蔽在一个农民家里。蔡奎没有采纳乔典丰分散转移游击队员的意见,决定继续坚持战斗,并约定于次日凌晨在万新寺汇合。因叛徒告密,伍鹏程、金方勋率兵包围了万新寺。

  蔡奎知道情况有变,指挥游击队员迅速突围。他隐蔽在一块石头后面,阻击着紧紧追赶游击队员的敌兵。在枪林弹雨之中,蔡奎负伤了。他愤然跃出,豪迈地宣称:“蔡老子在这里!狗崽子不要伤害群众!”

  伍鹏程、金方勋不敢贸然处置,又惧怕游击队组织营救,急将蔡奎送往达县监狱。当天晚上,蔡奎即被刘存厚秘密绞杀,年仅25岁。

  1923年秋,徐德到了成都,因生活无着,不得不混迹于军旅,在军阀唐廷牧师作排长。此时,徐德有幸和车耀先相识。两人过从甚密,交情日笃。经车耀先指点,徐德于1925年秋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读第四期。

  在黄埔军校,徐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满怀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共产主义的阵地,还经常给母校大竹中学写信,不断邮回《新社会观》、《共产党宣言》、《向导》等。徐德给校友的信,大大鼓舞了母校同学的革命热情。

  1926年5月,在广东的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徐德尚未毕业,便加入了北阀军的战斗行列,并担任了领导职务。徐德随部转战两湖,于1927年春驻湖北孝感。治军之余,继续和大竹籍革命青年保持联系。

  大革命失败后,徐德和其他聚集在武汉的大竹同志决定返回大竹,把革命的火种播到故乡。1927年7月底或8月初,徐德和游九川、郭子权等相继返回大竹。

  8月下旬,徐德、王绍先、郭子权、黄传谟、邹俊铭等前往邻水帽壳寨(今邻水新镇乡金盆村)游九川家,召开了一次在大竹地方党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会议。经反复商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大竹县特别支部”,代号“夏书贤”(“大竹县”的谐音),暂由徐德任书记,游九川任宣传,王绍先任组织,并将建党情况报告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特支确定的工作任务,一是发展党的组织,二是组织农民协会,三是建立革命武装。

  他们首先清理、吸收了原有党团员,又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大竹县党员总数很快达28人。徐德与特支其他成员在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中广泛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马列主义在大竹三山两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9月,临时省委来函同意大竹建党,并派刘起予前来指导。特支遂在王绍先家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大竹县委,徐德任书记,郭子权任组当时是,杨森部白驹师盘踞大竹。白师明兵暗匪,横征暴敛,00,-烧杀,作恶多端。人民谈兵色变。豪绅亦不堪其扰,他们由明拖暗抗而厉兵秣马、剑拔驽张。贫苦农民和地方豪绅居然有了“赶走白驹”的共同呼声。县团练局长张载之被富贾乡绅推为公开反对军阀的领导人。张载之以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已到,颇想趁机出出风头。军、团冲突一触即发。

  徐德审时度势。他认为利用军团冲突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能够削弱军阀、团阀的力量,并为我党开展活动与掌握武装创造条件。他积极设法接近张载之,打入了团练局。他的善辩与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颇受张载之等人的器重。有了这位黄埔学生的辅佐,张载之挺挺胸脯,决定与白驹一决雌雄。1927年下半年,团阀与军阀在庙坝、石桥一带干开了。时称“军团冲突”。

  1927年10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根据大竹军团冲突的条件,拟定了《大竹县武装-计划》,认为大竹军团冲突“是四川首先爆发农民-的绝好机会”,“省委很坚决地乘着这次军团冲突的机会,决定在大竹举行一次农民的武装-,命令大竹全体同志在省委特派员指导下切实执行”。

  大竹县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徐德、冯永年继续留在团练局,在军团冲突中推波助澜。徐德“指挥部队颇具干济之才”,得到张载之的信任,被委为壮丁联合会的总指挥;派共产党员郑茨青代表大竹人民到万县向杨森-;派徐永弟到五区,张向华到高家乡,谢文华到柑子乡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动。

  军阀、团阀之间毕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零敲碎打、持续40余天后,各自偃旗息鼓,未酿成大的战事。

  然而团阀毕竟赶走了军阀。张载之“敬恭桑梓”有功,得奖章一个,匾一块,银元八千,百姓讥之为“二八包袱”;徐德也因此当上了大竹县团务委员,并兼任第五区区长。时在1928年春。

  县委立即采取应变措施。为让徐德更好地利用合法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大竹县委改组,郭子权接任书记,王绍先任宣传,徐世英任组织。4月,县委再次改组,陈俊山任书记,徐德负责军事。改组后的大竹县委,通过了徐德的军事计划:打入大竹县团练委员会,掌握民团武力;在各场的民团中组织壮丁联合会。县委还决定到乡间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创建苏维埃政权。

  徐德设区署于大庙寨。他表面上应付公务,实际上继续领导着全县党的工作。他选了20余名区丁,作为开展党的工作的骨干。他对区丁们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死算什么?要死得其所!区丁徐世训,便是徐德的一位颇有胆气的通讯员。徐世训白天跟着徐德在区署,晚上便被派往各处联络:跑文星找徐世英,跑吉星找邹俊铭,跑兴隆找郑茨菁……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同志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创建苏维埃的工作在紧张进行。

  在县委建立革命武装的基地杨通乡,徐德大力斡旋,终于让共产党人徐光和担任了这个乡的教练长,从武汉中央农-动讲习所回乡的共产党人徐永弟也到练丁中负责政治工作。杨通乡的乡丁队伍,实际上已被党组织掌握。

  在高家坝,在新镇铺、乌木滩、永兴场等地也有共产党人在发展农民协会,筹措革命武装。

  农动在蓬勃发展,仅徐德的家乡大庙寨,农协会员就有800多人,各地农协会员总计5000以上。创建革命军队的工作有了一定眉目。杨通乡的镰刀铁锤旗已经做好,农协会员聚会在大庙寨上,激动地说:“我们就要-了!工农革命军就要成立了!我们就要与镰刀斧头旗见面了!”

  然而,县委的油印文件被大竹县长陈石渠查获,农协会的镰刀铁锤旗招来了国民党的密探,徐光和、徐永弟等发行乡公债券亦被地方劣绅多次告发。国民党政府向尚在孕育中的苏维埃政权举起了屠刀。1928年春末夏初,陈石渠下令逮捕徐德,搜捕其他共产党人。

  首先得到情报的是徐世英。他星夜送信到大庙寨。徐德和县委其他同志陆续撤离大竹县。党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被扼杀在摇篮中。

  徐德到了重庆,住牟家湾。刚刚稳定下来,便设法和在家乡的徐永弟、邹俊铭取得了联系,以图再起。然而事有凑巧,徐德在山城竟和大竹驻军团长吴连生狭路相逢,遂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几经周折,才将徐德保释出来。

  1928年7月,徐德辗转到了上海,驻上海法租界的拉都路。他很快和党的组织接上关系。当时的法租界,有党的法南区委,李富春任书记;有法租界地方党的支部,书记张沈川,成员有钱壮飞、胡底、老金、徐德。支部的主要活动,是散传单,搞飞行-,扩大党的影响。支部还根据李富春的意见,组织了特别宣传队,支持法租界电车工人大-。无论是密室策划,还是街头点火,徐德都积极参与,既热情奔放,又老练沉着。工人中有了疑难与纠纷,他也尽力排解。他的老练、机智与热情,赢得了法电工人的尊敬。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还有罗瑞卿、任白戈等。徐德常与他们聚会,学习党内刊物,探讨马列主义,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上海,徐德曾两次被捕。一次,是领导法电工人大-时,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关在巡捕房的房顶。工人们迅速和他取得联系。当天晚上,工人切断电源,巡捕房一片漆黑。徐德知道机会到了,立即行动。工人们在门口接应着,背着他;层层楼口都有工人接应;一直把他背到巡捕房后门口,外边接应的人立刻用人力车把徐德送到安全地带。第二次身陷囹圄,则是罗瑞卿多方奔走,并且卖了仅有的铺盖设法营救。

  1929年,党中央同意江苏省委建议,决定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至1930年3月,红十四军成立了一个纵队,辖3个支队,分布在南通、如皋等县打游击。

  1930年7月16日,徐德以特派员身份来到如皋西乡。在如皋,经过徐德和如泰特委以及红十四军同志的努力,不到半月,“雇农加入雇农工会与斗争的有万人以上,影响至少两三万”,“成立的赤卫军有四五万”。 29日,徐德召集如泰红军的联席会议,“决定抓紧八一来布置黄桥为中心的总,并成立-委员会来指挥”。

  经过几天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准备,1930年8月3日,黄桥-打响了。红军主力由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和特派员徐德负责指挥。红军战士是勇猛的。徐德和李超时在指挥中显示出了谨慎而又大胆的风格。

  正在攻城部队向纵深发展的时刻,内奸李吉根、李吉平突然分别从南路、东路撤兵,并把敌李长江部暗中引到红军背面。红军腹背受敌,又无巷战经验,-撤离。

  8月7日晚,徐德由如泰返回上海,在红十四军住沪办事处向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刘伯承作了汇报。

  8月下旬,国民党江苏省制定了协剿红十四军的计划,他们派重兵四面包围赤色区域,各地地主豪绅也抓紧发展民团、白龙堂、联庄会、保卫团等,-笼罩着苏北。

  8月25日,红十四军主力由如皋西乡中心区开赴镇涛。李吉根在后方公开叛变。30日,徐德通知东进镇涛的红军全部开回中心区镇,镇压反动派。31日,徐德主持召开如泰两县负责同志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去泰兴,一路留在如皋西乡,以扩大红军宣传和镇压反动派。

  徐德返回上海,向-详细汇报了如泰地区的工作。他认为“不坚决去扩大赤色区域,不加紧城市工作和组织士兵,断送了如泰第一个革命”,他坚信“第二个马上就要到来,而第二个比第一个来得更坚决更伟大。”1930年9月8日,徐德草拟了《今后的策略路线和工作布置》,提出以黄桥为中心,“重新建立并扩大赤卫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还制定了“赤卫军条例”,对赤卫军的成分、任务、组织、纪律等提出了详尽的设想和周密的实施细则。他把这个书面汇报送给刘伯承。

  徐德用心良苦,计划是周详的,蓝图是壮观的。然而,敌大军压境,内奸从中作乱,加之红军思想准备不足和战略部署失误,红十四军陷入被动。徐德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通海、如泰两个游击区的红十四军,都被敌人打散。

  1930年底,徐德和妻子斐韵文到了香港,与蔡和森、李富春、蔡畅等一起,在党的香港特委工作。1931年6月,徐德再次返回上海,在秦邦宪、刘伯承领导下工作。

  1932年底,徐德离开上海。这以后,徐德转战在祖国的万里山河,他把他的热情、他的血肉之躯献给了中国革命。何时血染疆场,何处青山有幸,人们一直怀念着、寻觅着。1957年罗瑞卿致函烈士的女儿徐飞飞:“据说你父亲徐德同志大约在1934年或1935年江西赣东北苏区牺牲”,“直到牺牲时,一直是为革命工作的”。

  李淑芳字艺圃,四川渠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三年,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寻擢工科给事中。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漱芳疏陈*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给事中范宜宾亦以为言,请增设粥厂。上命侍郎高朴、袁守侗率宜宾、漱芳往卢沟桥及近畿诸城镇省视,初无流民。伦乱定,俘其徒槛致京师廷鞫,命漱芳旁视,无言为饥寒迫者。问岁事,对秋收尚及半。上责漱芳妄言,代*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宥罪,降礼部主事。四十三年,礼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故事,郎中、员外郎员缺,选应升授者,拟正、陪上请。至是,独以漱芳请。上不怿,责尚书永贵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夺其职。漱芳久之乃迁员外郎。卒。

  1922年12月生,大竹县张家乡人。少时性情豪爽,仗义执言,以胆气和直率赢得了同伴的尊重。

  1942年春,陈尧楷离家赴渝,就学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5年上半年,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陈尧楷和徐永培、徐相应一道回到大竹山后,开始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6年秋,陈尧楷回到张家场,邀约部分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他自己卖田买枪,还动员他的堂弟、侄 儿、同伴购买武器。到1947年初,陈尧楷他们已拥有步枪20多条。他借用山地农民办“山王会”的形式组织农民,稍得闲暇,便相邀上山,练习枪法,熟悉地形,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党组织关注着陈尧楷。早在育才求学期间,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易姐(廖易林)就注意到了陈尧楷。后来易姐通过江姐(江竹筠)向邻(水)大(竹)工委书记彭咏梧汇报了陈尧楷在育才护校斗争中的出色表现。1947年7月初,彭咏梧派共产党员胡正兴来到大竹张家场。几天之后,陈尧楷入了党。中旬,中共张家场特支诞生了,书记胡正兴,军事委员陈尧楷。根据川东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张家场特支在张家及邻近乡镇发动群众建党建军,积极开展“三抗”、“四抓”,很快打开了局面。

  与张家场一桥之隔的邻水护邻场,住着邻水县参议员包志明。他暗地里到大竹专署告密,并和护邻场乡长包益勾结在一起,带来特务,随时准备向陈尧楷下毒手。

  张家场特支召开会议,认真分析了包志明的种种蛛丝马迹,一致决定:“除掉包志明,给群众壮点胆,给其他乡、保长点颜色看”。9月30日,张家场特支派陈子侠、张毛子等,把包志明击毙在张家场街心,史称“张家场起义”。

  “张家场起义”震慑了敌人,也暴露了自己。10月9日,四川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富庠和保安副司令傅渊希命令保安七总队一大队会同邻水、大竹的警察中队“前往剿办”。保安大队和警察中队开到张家场,抄了陈尧楷、陈子侠和部分游击武装队员的家,砸缸摔钵,着实闹腾了一阵。胡正兴、陈尧楷把外来干部与部分游击武装队员拉到鸦雀口一带,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昼伏夜出,在敌人“围剿”的空隙中发动群众,建党建军。革命力量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更强大、更有战斗力了。

  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大竹县的党组织,统一由上川东第一工委领导。川东临委和上川东地委对张家场的武装斗争非常重视,先后派出了大批优秀干部到这里开辟工作,其中有邓照明、王敏等。他们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党的干部公开露面,开大会,教歌子,站岗放哨,有时还大办宴席。张家场特支书记陈尧楷,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倾家荡产,不怕熬更受夜,和大批本地与外来干部一起,奔波于张家、吉星、杨通、文星之间,发动群众,吸收党员,改造土匪,扩大武装,开展-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一带相继建立了党的杨通、石子、文星特支,拥有分别活跃在张家、杨通、吉星的三支小型游击武装队伍。大竹山后地区,一时期形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绝对优势,成为川东群众工作与武装斗争最好的一个典型。临委书记王璞视察张家场时,兴奋地赞誉道:“他们那里好像蒋管区的解放区!”

  国民党反动派容不下这块带游击地性质的“解放区”,一面不时“进剿”,一面拉拢邓如璋,妄图里外夹击,置游击武装于死地。此祸不除,不仅牛头寨的欧君良等无法存身,而且直接威胁着陈尧楷、徐相应两部,后患无穷。陈以文、陈尧楷乃邀约徐相应等议定:除掉邓如璋。1948年2月5日晚,陈尧楷率部到苏家沟与先两天集结在这里的徐相应部汇合,并通知欧君良也把队伍带出来打邓如璋的伏击。这时,江山霖、江达荣把在徐世极处看到敌人“进剿”张家场密令的事告诉了徐相应。几股小武装队伍的骨干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天亮前向内山撤退,由徐世万到文星通知徐世英,务必派武装在邓如璋回家的路上把邓干掉。

  傅渊希率领“进剿”部队于2月5日到达神合乡。当晚,傅渊希得到陈尧楷等100余人在麦地垭口集结的消息,乃令大竹警察局局长李叔怡于次日凌晨进击。

  2月6日凌晨,陈尧楷、徐相应、欧君良各部尚未开始行动,哨兵便发现了敌人。部队仓促应战,战斗打响了。陈尧楷派陈子侠、陈天文等掩护陈以文和几个女同志撤退,又把张占云、张毛子等调到身边,组织火力反击。敌人被压下去了,部队稳定下来。陈尧楷、徐相应遂指挥边打边往山上撤。数小时后,陈尧楷、徐相应、欧君良等逐步与敌人脱离了接触。至傍晚,傅渊希、李叔怡率队回驻石子,战斗结束了。游击武装队伍安全撤退,敌人一无所获。傅渊希恼羞成怒,乃令李叔怡率队“严密搜索”,并于8日亲赴垫江,和受命“清剿”张家场的国民党整编79师293团团长康泽厚面商“清剿”事宜。13日,由第十区竹梁垫邻各县“剿匪”部队统一组建的“堵剿纵队”和康泽厚团开到了石子区。他们在张家场、杨通庙、文峰寨、鸦雀口、牛头寨一带反复“清剿”,乱捕滥杀,到处呈现出一派恐怖气氛。陈尧楷、徐相应等一大批本地和外来干部,-撤离大竹山后区。陈尧楷和胡正兴、徐相应等隐蔽在大竹高家坝,和粟登政、粟绍波一道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4月初,他们又辗转到了广安,改名换姓,带领武装队员积极参与了广安观音阁特支领导的各项工作。

  8月12日凌晨,广安观音阁起义打响。由于镇长金友亮玩弄两面手法,使游击队原夺枪计划落空,起义军的领导人杨玉枢、陈伯纯等遂带领部队撤退。13日,该部在四方山大垭口与陈尧楷率领的独立中队会师;陈尧楷遂成了这支部队“实际上的军事负责人”。14日,部队向华蓥山进发。16日凌晨行至丁家山。当日午后,部队正在一个屋子里开会,突然发现已被包围。陈尧楷、王兆南率领十多个精干的武工队员边喊边打,边打边撤,迅速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在敌人0后面发起攻击,反把敌人夹在中间。敌人不知底细,四处溃逃;混战一场,敌人跑了。然而游击队也散了。清点一下,还有120余人,陈伯纯、刘隆华等几位主要负责人也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陈尧楷乃和王兆南、向杰栋把余下的部队集合起来,拉到桂花场稍事休整,后转移到光明寺,开了一个会,动员愿意回去的暂时回去,把多余的0埋起来,以后又在邻水千丘塝再 次整编队伍,仅留20余人枪。8月下旬,陈尧楷、王兆南、向杰栋把这支队伍带到张家场,在明月峡山麓中隐蔽起来。

  华蓥山起义爆发后,原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既感到发动其他地区起义配合条件尚不成熟,又觉得应该减轻华蓥山起义部队的军事压力。在进退维谷之际,邓照明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已经打滥了、搞红了的大竹山后区陈尧楷、徐永培他们这两部分发动武装斗争来配合”。8月,邓照明在重庆买了三挺机枪运入大竹;以后,又陆续调去一批干部。9月中旬,邓照明在重庆召开会议,组建了广邻大山区党委和广邻大山区游击队,陈尧楷任-兼游击队司令员,王群任副书记兼政委。他们在渠河以东、竹垫梁公路以西的广大山区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开展游击战争,很快打开了局面。但可惜,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很快转入低潮,山区党委和游击队处于孤军作战的困境。

  陈尧楷化名周毛儿,在竹垫梁交界处的天池山区开辟工作。他和徐永培、杨迅行等一道,一面改造王代甲的乡丁队伍,一面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一块以天池为中心,包括大竹八渡、明滩 ,垫江武安、沙坪、梁平回龙部分山区村镇的游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1949年1月,邓照明到香港见到钱瑛,恢复了川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钱瑛指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川东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城市,不能再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主了;要搞,只能化整为零,小规模地活动,以牵制敌人,保存自己。根据这个精神,邓照明宣布撤销山区党委和游击队,另以大竹三条山脉划分活动范围,组建东山党委、中山党委和西山党委,各掌握一支小型武工队。陈尧楷任东山-,刘继青任委员,他们掌握着一支二三十人,三四十条枪的武装工作队,出没在大竹张家、石子、四合和邻水护邻、兴仁一带。

  同年3月底,徐春轩带着党组织的指示找到陈尧楷,告诉他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武装斗争不能搞了,要撤,要划小;徐永培、徐相应他们要划小,杨迅行、王代甲那边也要划小。陈尧楷讲:划小可以,撤,不必;偌大一匹东山,打游击拖住敌人,最是好地方。国民党总不得拿扫帚扫、拿梳子梳、篦子篦!他要和国民党正规军较量。而以后,党组织已经无法和他取得联系了。

  5月底,国民党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和大竹专署、大竹县政府全面部署“清剿”,国民党正规军罗广文部两个团、省保安二团一个营、第十区保安大队三个中队、县区保安部队以及乡保武装和-给敌人鸣锣敲梆的数万“民哨”,给大竹蒙上了一层血腥的恐怖气氛,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临着严重灾难。

  敌突击三营营长蒋冠群率部进驻张家场。时陈尧楷在张家鸦雀口的密林中,用板子搭了一个临时窝棚,带着游击队员观察动向,等待时机。蒋冠群在鸦雀口一带严密搜查,并枪毙了武工队的老房东陈怀生。风声一天紧似一天。陈尧楷将部队分成几股,分头撤离鸦雀口。陈尧楷、刘继青等打算往下石子转移。然而,遍地兵丁,民哨林立,围得铁桶一般。陈尧楷只得在鸦雀口一带忍饥挨饿,苦苦坚持。6月25日,地主陈吉光向蒋冠群密告了陈尧楷藏身的枇杷岩。蒋冠群欣喜若狂,立即倾巢出动, 围剿枇杷岩。

  陈尧楷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命令刘继青、刘尧明立即转移,他自己开枪吸引敌人;他砸了一支手枪,把另一支枪管衔在口里,扣动了扳机,饮弹自戕,壮烈牺牲。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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