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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忆的童子兵 — globrand(全球品牌网)

来源:admin     热度:7      时间:2020-06-28 09:26:08

  3月10日,BBC播出一条新闻,称约80名从西非原教旨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Haram)手中解救的、年龄介乎5-18岁的未成年人“居然记不清自己的名字和家乡”。

  BBC援引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研究员佛蒙约赫(ChristopherFomunyoh)的证词,称这些被解救的未成年人是在“博科圣地”设于喀麦隆境内的秘密训练营中发现的,训练的目的,是让他们最终走上战场,成为“童子兵”。这位研究员和BBC驻喀麦隆记者萨阿赫(RandyJoeSaah)均对这些孩子的状况既吃惊又担忧,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孩子已被洗脑,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和父母、家乡失去联系,一直在训练营和讲经学校接受“圣战”教育,且“既不会说英语、法语(喀麦隆的两种官方语言),也不会说当地语言”。

  BBC也承认,这条新闻并不“新”,起源于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利用乍得湖流域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四不管”的条件躲避围剿,并将训练营秘密设在四国中武备最松弛的喀麦隆境内已有一些年头,去年底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喀麦隆政府军对本国境内恐怖训练营发起围剿,并在围剿中解救了为数不少的“童子兵”,这批孩子的被解救,已是去年11月的事了。

  事实上,非洲的童子兵问题由来已久,成为国际话题也有至少几十年历史,时至今日才大惊小怪,“失忆”的恐怕不仅是童子兵们,而同样包括国际社会自身。

  童子兵在非洲有悠久历史,从史前时代到近代,从伊斯兰典籍中记载的马里、桑海近卫军,到欧洲史料中纪录的加纳、刚果和祖鲁王国战士,普遍年龄都不大。1896年、1936年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军队两次抗击意大利侵略军,得到国际传媒广泛关注,人们发现,许多阿比西尼亚政府军部队,官兵平均年龄还不到16岁。

  二战结束后,非洲掀起了独立运动的狂潮,在一些国家独立运动以战争形式完成,独立战士中普遍存在童子兵,如肯尼亚的“茅茅”(MauMau)和几内亚-佛得角独立战士中,都有许多12-16岁的童子兵,而另一些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也因循传统保留了童子兵的架构,如中非帝国的皇帝博卡萨一世(Jean-BédelBokassa)就是典型的范例。

  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并没有从此天下太平,内战、部落冲突、军阀割据和恐怖袭击层出不穷,而童子兵的身影几乎出没在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所有非洲武装集团里——不管这个武装集团姓官、姓匪,或声称信仰哪一种宗教或思想。

  如在乌干达,自称信仰基督教(实则是掺杂了巫术的邪教)的“圣灵抵抗军”(LRA),自1987年起先后役使上万儿童走上战场,这支声势浩大、臭名昭著的反政府邪教武装活跃于乌干达、南苏丹和刚果(金)一带,最猖獗时除了少数头目,几乎全由童子兵组成。

  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桑科革命联合阵线”(RUF)和军阀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发动所谓“血钻战争”,仅在塞拉利昂就导致至少20万人死亡,他们的武装力量中,童子兵数量不少,目击者曾称泰勒的卫兵“有的还没有枪高”。

  在刚果(金),先是“政府军”、后成为反政府游击队,打了几十年游击又戏剧性成为总统的老卡比拉(Laurent-DésiréKabila)长期拥有一支最多时达千人以上的“童子军”,这支被当地人戏称为“卡多戈”(Kadogos,斯瓦西里语“娃娃打手”)的军队不仅是战斗精锐,而且充当了总统府卫队,最小的只有7岁。卡比拉本人就死于童子军哗变,被未成年士兵拉什迪.米兹莱(RashidiMizele)枪杀,事后因“涉嫌谋杀总统”被逮捕、判刑或处决的100多被告中,就有4名16岁以下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今年2月12日发布的资料称,自2002-2014年,仅刚果(金)境内有据可查的童子兵数量就达近4500人,这个数目显然太过保守: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MONUSCO)仅在2012年1月至2013年8月就统计到至少1000名新童子兵,而在刚果各派割据武装中,童子兵总数可能超过3万,其中迪伊洛(ThomasLubangaDyilo)领导的“刚果人爱国者联盟”(UPC)总兵力最多时只有一万,15岁以下的童子兵就超过3000,该国加丹加省分离组织“玛伊玛伊”(MaiMaiKataKatanga)更是近乎用童子兵包打天下。2013年“联合国刚稳团”称,仅刚果(金)境内3大反政府武装(玛伊玛伊、M23和“为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FDLR)合计,童子军人数就逾1.7万,卷入刚果和大湖区内战的各派武装力量中,童子兵比例超过40%。

  首先,非洲因自然条件和卫生条件恶劣,普遍存在早熟、早衰、早死的现象,因此历史上即便政府军也往往年龄偏小,使用童子兵较多的地区,往往出生率和儿童死亡率高,平均寿命短。

  其次,童子兵思想单纯,容易洗脑和易受控制,可以实施残酷行为而不觉得是残酷,一些目睹过童子兵杀人者表示“童子兵比成年暴徒更可怕”、“成年匪徒会为抢劫或报复杀人,而童子兵可能仅为杀人而杀人”。被“洗脑”后的童子兵往往会不假思索、一板一眼地执行操纵者的命令,因此博卡萨曾利用童子兵当宪兵,索马里的原教旨组织则让童子兵充当“宗教警察”,他们控制索马里期间禁止市民收看世界杯足球赛转播,许多市民因冒险收看惨遭杀害,他们中就有被童子兵查出而无辜丧命的。

  许多童子兵问题研究者指出,军事科技的发展让童子兵变得更加流行:在冷兵器和早期火枪时代,童子兵气力不济,无法操纵笨重的武器,在战场上作用不大;如今自动武器即便掌握在孩子手中也同样可以杀人。

  要让天真烂漫的儿童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必须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失忆——失去对正常人类社会生活、对家庭和亲人的记忆。

  洗脑和“使失忆”的办法大同小异,以“圣灵抵抗军”为例,这个组织童子军的倡导者“堂弟科尼”(JosephKony)采用的手段,包括杀死儿童的父母、族人,使之成为“脱离社会的孤儿”,不得不“把圣灵抵抗军当做大家庭”;当着儿童的面杀死老师、村长或长老等权威,以树立新的权威;逼迫新加入的儿童亲手杀人,甚至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使之破罐子破摔无法回头;不断重复简单机械的宗教信条、咒语,让儿童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甚至神圣的;建立和童子兵的“特殊关系”使之从情感上对操纵者和组织产生依赖性,等等。

  毒品和麻醉剂也是控制童子兵的常用手段。曾当过童子兵、后来被解救的布基纳法索籍童子兵“H”(化名)被裹挟时13岁,他后来回忆称,头目曾诱使整队同伴染上毒瘾以便控制;一名曾在利比里亚当过童子兵的年轻人曾亲口告诉笔者,他当年只有12岁,上阵前会集体喝下一种奇怪的药水,喝完后“胆子特别大,受伤也不疼”。

  许多反政府组织、邪教组织和军阀还役使女童,除用作士兵和监督者外,还作为性奴役的工具,甚至“生育新一代战士的母体”,仍以“圣灵抵抗军”为例,他们会有组织强奸整个村镇的女童,然后公开施加“咒术”,迫使其不得不破罐子破摔。

  除了诱拐、掳掠,一些武装团伙还成规模强征童子兵,如前面提到的UPC,在占领区就实行“征兵法”,每户都必须提供一名男童“入伍”,如果不提供,就必须缴纳一头牛(或相当于一头牛价值钱物)的“代役税”。

  认真地说,国际社会并未真的对童子兵问题失忆,而是早已着手整治,但“健忘”不时发生,整治的效果也未尽如人意。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通过,该公约第38章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岁者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2002年,《武装冲突中儿童参与责任议定书》(optionalprotocolontheinvolvementofchildreninarmedconflict)生效,规定任何缔约国不得将18岁以下未成年人强制性招募入伍,更不得让他们从事直接敌对行动。

  由于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都签署了上述公约、议定书(或其中一项),自2002年以后,非洲各国政府军招募童子兵的现象有了很大收敛。然而这项措施对叛军、邪教、恐怖组织毫无约束力,相反,依靠肆无忌惮地单方面裹挟童子兵,非洲各路反政府武装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兵力膨胀,并压倒“变规矩”的政府军。如在乌干达,历史上曾大量使用童子军的现总统穆塞维尼(YoweriKagutaMuseveni)及其政党乌干达爱国运动(UPM),就曾一度被继续大肆裹挟、驱使童子兵的“圣灵抵抗军”弄得手忙脚乱。

  每年2月12日是“反使用童子兵国际日”,但非洲以外又有多少人记得这个纪念日?2006年3月19日才有第一名“倒霉蛋”、刚果(金)的让-皮埃尔.比约约(Jean-PierreBiyoyo)因“役使童子兵罪”被判刑5年,而迄今最著名被以此罪追究刑责的是UPC首领迪伊洛,他如今被关在海牙,2012年7月10日因多项罪名被判刑14年。然而对这些判决至今存在争议——不是说这些人不罪有应得,而是只有内战的失败者,或“国际社会的弃儿”被追责,那些犯有同样罪名的现统治者、或国际社会的“合作者”,则只能收到轻描淡写的“呼吁”——不久前安理会有关儿童与武装问题工作组主席卢卡斯.西尔维(LucasSylvie)就在童子兵问题最严重的刚果(金)基伍省重申了这一“呼吁”,但正如当地电台“奥卡比”所言,这种“呼吁”是苍白无力的。

  人们往往是健忘的:洲外如今因“博科圣地”训练、役使童子兵的各种手段而发出惊呼,但实际上翻阅一下自己的旧刊就会发现,所有如今被他们惊呼的、有关童子兵的暴行,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是让童子兵当刽子手、当宪兵纠察,还是麻醉、强迫吸毒、营地集训、巫术操纵、迫使犯罪缴纳“投名状”,还是使用杀掠和性侵进行“精神征服”,都早已有之,甚至每隔几年就被“惊呼一次”。

  文章开头提到的“失忆”当然也毫不新鲜——让这些孩子彻底和社会绝缘,本就是操纵童子兵的不二法门,从撒哈拉沙漠到南非,从索马里到尼日利亚丛林,各路役使童子兵的“江湖好汉”,都无师自通地精通这一招,稍有不慎就会养蛊反噬如老卡比拉。

  要彻底消除童子兵现象,除了动员国际间合作,严厉打击童子兵的役使和操纵者,将他们绳之以法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教育,让被解救的童子兵重返社会。但这又谈何容易?让这些“失群孤雁”重返社会,需要大量资金、师资,还需要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的劳动技能和谋生手段,而这些都恰是非洲所奇缺的。

  不仅如此,童年“洗脑”和参与犯罪所造成的心理问题是严重且顽固的,2006年曾有非政府组织采访当年安哥拉内战中幸存的童子兵,尽管这些童子兵已重返社会20-30年,但仍不同程度存在“童子兵后遗症”,和社会正常生活始终存在疏离感,前面提到的“H”被解救6年,并幸运地受到良好照顾和教育,但他至今仍坦承“没有勇气直面昔日的自己”。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非洲的童子兵后遗症我们恐怕不得不多抱持一点点耐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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